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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没多久以前，也就是太阳刚升起不久，我把我坐着休息的那张安乐椅旁边的灯关掉后，我还在写这些东西，顺便写了这张字条给毕尔德：“我快死了，方便的话过来一趟。”
我写那张字条的时候并不认为我快死了，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难受，随时可能会开始最后的死亡，而优秀的作家会预做安排。晚一点儿我也许没有力气再写那张字条，所以要事先准备好。我还没把字条送出去。今天卡罗琳不在家，等会儿我可能让玛丽安或哈丽叶送过去给毕尔德。毕尔德如今也跟我一样老迈疲惫又衰弱，不过他不需要赶远路。我从卧室窗子这里就能看见他家。
这时候你很可能会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写的这些东西？
亲爱的读者，打从我们展开这段旅程以来，我将首度回答这个问题。
我为你撰写这份长篇手稿最后这一部分的时间是1889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今年夏天我病了，但还是继续写这本回忆录。秋天来的时候，我觉得健康大有起色。9月3日我写了这封信给雷曼：
我睡着了，医生禁止家人吵醒我。医生说睡眠是我的药物，他觉得我的病情很乐观。别管那些墨水渍，我的手还稳得很，只是我晨袍袖子太宽。亲爱的老朋友，暂时别过，也许我们真的会老当益壮。
可是我写那封信的隔周，除了诸多痼疾，呼吸道还发了炎。尽管亲爱的毕尔德没有明说，我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抱希望。
我相信你看到了我留给你的这份手稿最后几章那些墨水渍，我知道你能谅解。我晨袍的袖子真的太宽。再者，跟你说句我不会对雷曼和毕尔德和卡罗琳和哈丽叶和玛丽安和威廉·查尔斯说的实话，我的眼睛和我的手部协调已经大不如昔。
就在1889年的5月，有个没礼貌又爱打听的年轻记者直接问我，我长期使用兴奋剂的传闻是否属实，我这么回答他：
我写小说三十五年了，我习惯性释放伴随脑力工作——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声称这是所有劳累工作之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种——而来的压力，一段时间用香槟，另一段时间就用白兰地(老干邑)。如果活到明年1月，我就六十六岁了，此刻我还在写另一篇小说。在这方面我自有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