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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桑拿头牌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没学过呢,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正在准备征讨西蜀,荆襄镇将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