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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们又离婚了呢?10年前您都六十多岁了。”我还是很不理解。韦伯太太一脸平和地继续说:“我这个后来的丈夫呢,他工作时我们的家庭还好,他主外我主内,生活有条有理的,男人六十多岁退了休,变得反而有点怪,他在家里待着反而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那时我在外面也有兼职工作了,我每天忙完工作忙家务,活儿满满的,他帮不上忙,反而时常不满意。我们就分开了,离了婚我没后悔过,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挺好。”
我听完韦伯太太的故事无语了,心里很沉重,感到悲凉、无奈与恐惧。年轻的时候我是为浪漫的爱情而生的,现在人到中年有了孩子,我依然在梦想一个稳定充实的家。人生将是怎样的?年轻时身体相互愉悦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相互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年老了,他们会淡漠地分开吗?分开也需要条件,在德国是有这种条件的,老年夫妇分开的前提是至少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住处。中国有种境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年轻的时候以为,彼此承诺把手交给对方的那一刻,相爱的双方必须相伴到老,却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变迁。外界变化,对方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我想要接受这种变化,具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力量和勇气。如今,我有了孩子,孩子还很小,而父母却在渐渐老去,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意义。爱,却不再为无谓的爱而消沉,不再为爱而过多地失去自我,不管是否做得到,必须这样去努力,我对自己说。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我还在想:
人性中有没有随着年龄而重新回归自我的一面呢?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里我曾经呆立在有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展览厅中,其中一段内容和场面我记忆很深。那是展览快结束时,有一个小房间放置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老年时睡觉的一张单人床。文字表述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喜欢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喜欢军旅中的单人床,晚年他很想念那种军旅的单身生活。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作为一个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经历年轻时身体与精神的渴望与异性结合,到了老年,身体的渴望减少了,社会关系的连接、精神的结合就变得更为重要呢?如果没有这两者,每个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原。我们在成长的年月里,受到了过多夫妻白头到老的教育,记忆中印下了过多的夫妻白头到老欣赏夕阳的照片,其实,个体强烈回归自身本原的人性与问题,是否就被社会或者教育隐藏了?
韦伯太太一点也不隐藏她的人生,她随遇而安,活在当下,的确是个坚强独立的人。她一下子被开了两刀,首先是膝盖,在膝盖开刀做身体检查时幸运地及时发现了她肠子的问题,接着她的肠子又被开了一刀。76岁的老人被连开了两刀。我进病房时,她已扶着助行车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眯眯的,看不出她的情绪有任何起伏,从她乐观的态度、爽朗的言谈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国社会里极其贫苦的人。话是从讲到她离了婚的丈夫退休开始的,我问她是不是尽管离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韦伯太太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轻时带孩子没法工作,但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就去工作了,当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马克一个月。”(德国那个时候还是使用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5元人民币)
“六百多马克一个月怎么生活啊?”我脱口而出。韦伯太太说:“办法总是有的,政府有补贴,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每月租金580马克,政府补贴我330马克,250马克从我的退休金里抽掉,我每月还可以拿到400马克用于生活,这就够了啊,而且政府每年还发两次买衣服的钱。春季300多马克,秋季400马克左右,够了,还要什么呢!”
原来韦伯太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在德国,400马克一个月真是刚够吃饭。极新鲜的、贵一点的菜是买不起的,更不用说下馆子、旅游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韦伯太太有个矿泉水瓶子,护士送饭送水时总是和蔼地要为韦伯太太换一瓶新的,韦伯太太总是马上说:“我不要,谢谢,麻烦您给我接一瓶自来水,我喝惯了自来水。”偶尔,她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护士说:“现在麻烦您给我拿一瓶矿泉水。”不过,韦伯太太的医疗是有保障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有私人保险和国家保险的待遇有区别,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医疗保险是收入低的人交钱少、挣钱多的人交钱多,但享受的医疗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保险公司为每个病人付给医院的钱是一样的,这就保证了医院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医院根本就不关心哪个病人穷哪个病人富有,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和医院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直接接触。德国的医院病人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护理,连陪房家属也不需要。住院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家属、朋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探视。周末,韦伯太太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看她了,我发现说话最多、最兴致勃勃的还是韦伯太太。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