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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们又离婚了呢？10年前您都六十多岁了。”我还是很不理解。韦伯太太一脸平和地继续说：“我这个后来的丈夫呢，他工作时我们的家庭还好，他主外我主内，生活有条有理的，男人六十多岁退了休，变得反而有点怪，他在家里待着反而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那时我在外面也有兼职工作了，我每天忙完工作忙家务，活儿满满的，他帮不上忙，反而时常不满意。我们就分开了，离了婚我没后悔过，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挺好。”
我听完韦伯太太的故事无语了，心里很沉重，感到悲凉、无奈与恐惧。年轻的时候我是为浪漫的爱情而生的，现在人到中年有了孩子，我依然在梦想一个稳定充实的家。人生将是怎样的？年轻时身体相互愉悦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相互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年老了，他们会淡漠地分开吗？分开也需要条件，在德国是有这种条件的，老年夫妇分开的前提是至少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住处。中国有种境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年轻的时候以为，彼此承诺把手交给对方的那一刻，相爱的双方必须相伴到老，却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变迁。外界变化，对方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我想要接受这种变化，具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力量和勇气。如今，我有了孩子，孩子还很小，而父母却在渐渐老去，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意义。爱，却不再为无谓的爱而消沉，不再为爱而过多地失去自我，不管是否做得到，必须这样去努力，我对自己说。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我还在想：
人性中有没有随着年龄而重新回归自我的一面呢？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里我曾经呆立在有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展览厅中，其中一段内容和场面我记忆很深。那是展览快结束时，有一个小房间放置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老年时睡觉的一张单人床。文字表述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喜欢年轻时的军旅生涯，喜欢军旅中的单人床，晚年他很想念那种军旅的单身生活。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作为一个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经历年轻时身体与精神的渴望与异性结合，到了老年，身体的渴望减少了，社会关系的连接、精神的结合就变得更为重要呢？如果没有这两者，每个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原。我们在成长的年月里，受到了过多夫妻白头到老的教育，记忆中印下了过多的夫妻白头到老欣赏夕阳的照片，其实，个体强烈回归自身本原的人性与问题，是否就被社会或者教育隐藏了？
韦伯太太一点也不隐藏她的人生，她随遇而安，活在当下，的确是个坚强独立的人。她一下子被开了两刀，首先是膝盖，在膝盖开刀做身体检查时幸运地及时发现了她肠子的问题，接着她的肠子又被开了一刀。76岁的老人被连开了两刀。我进病房时，她已扶着助行车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眯眯的，看不出她的情绪有任何起伏，从她乐观的态度、爽朗的言谈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国社会里极其贫苦的人。话是从讲到她离了婚的丈夫退休开始的，我问她是不是尽管离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韦伯太太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轻时带孩子没法工作，但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就去工作了，当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马克一个月。”（德国那个时候还是使用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5元人民币）
“六百多马克一个月怎么生活啊？”我脱口而出。韦伯太太说：“办法总是有的，政府有补贴，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每月租金580马克，政府补贴我330马克，250马克从我的退休金里抽掉，我每月还可以拿到400马克用于生活，这就够了啊，而且政府每年还发两次买衣服的钱。春季300多马克，秋季400马克左右，够了，还要什么呢！”
原来韦伯太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在德国，400马克一个月真是刚够吃饭。极新鲜的、贵一点的菜是买不起的，更不用说下馆子、旅游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韦伯太太有个矿泉水瓶子，护士送饭送水时总是和蔼地要为韦伯太太换一瓶新的，韦伯太太总是马上说：“我不要，谢谢，麻烦您给我接一瓶自来水，我喝惯了自来水。”偶尔，她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护士说：“现在麻烦您给我拿一瓶矿泉水。”不过，韦伯太太的医疗是有保障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有私人保险和国家保险的待遇有区别，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医疗保险是收入低的人交钱少、挣钱多的人交钱多，但享受的医疗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保险公司为每个病人付给医院的钱是一样的，这就保证了医院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医院根本就不关心哪个病人穷哪个病人富有，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和医院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直接接触。德国的医院病人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护理，连陪房家属也不需要。住院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家属、朋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探视。周末，韦伯太太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看她了，我发现说话最多、最兴致勃勃的还是韦伯太太。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