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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桑拿头牌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没学过呢，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正在准备征讨西蜀，荆襄镇将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