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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部分知觉，只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说话。他们就在我们上坡处大约10英尺的地方，处于逆风位置。此时风更大了，咆哮着从绒布冰川河谷吹下来。不过好在这两个人用德语大声地交谈，我在呼呼的风声中也能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里，已经死了，我们俩靠得非常近，我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远。他从没有把他的一头黑发梳成分头，不过现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层羊毛帽子都已经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条纹出现在他的黑发之上，我认为那是露出的头盖骨或者脑浆从他的头顶流下来的残迹。他的脸上都是血。我努力从身体一侧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时候帕桑突然说了话，沾满鲜血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别动，杰克。”他的声音很轻，与他相隔6英寸的我几乎都没听到，所以我肯定那两个德国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两个人正在10英尺开外的地方争吵，而且处在逆风方向。
“我来翻译。”帕桑说。
“你的头……”我轻声提问。
“头皮受伤往往都会大量出血，”他这样轻声答复我，“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留下头疼的毛病，此外就没有大碍了。他们没有搜我们的身。我来翻译给你听，杰克，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我们外层衣服下面的手枪了。”
我差点儿忘了，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里，而帕桑把那支装满子弹的鲁格尔手枪放在他的鹅绒外套口袋里。
令人惊奇的是我认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听到过。那把较为粗重和深沉的声音属于那个右翼德国激进分子的保镖……这个保镖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尔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个声音属于那晚坐在那张桌上的另一个人，那人一共没说几句话，不过我还记得他那与咬舌发音差不多的声音，此人正是阿图尔・维曾巴赫。
此时正说话的乌尔里希・格拉夫，他几乎是在发牢骚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