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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8]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9]）——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