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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