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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