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诺奖际遇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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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奥尼尔诺奖际遇</h1>
一九三五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那年的文学奖因而没有颁发，奖金仍旧放在诺贝尔基金中生息。这样做虽然不寻常，可是却符合规定，因为按照诺贝尔奖颁奖章程，瑞典学院可以每五年颁一次奖。不过，话说回来，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年年颁发。而且，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不料，这年学院竟然选不出得奖人，于是，瑞典舆论界遂群起而攻之。那年确实不乏够资格的候选人，如英国的却斯特顿爵士（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意大利的克罗齐（Bendetto Croce），西班牙的邬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法国的狄哈梅（Georges Duhamel）、霍芒（Jules Romains）、梵乐希（Paul Valery），以及杜嘉德（Douglas）等。候选名单上，当然也有许多较不醒目的名字。一九三六年，两位大名鼎鼎的候选人出场了——两位都是潜意识领域中的“探险家”——那便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他的死对头克拉杰斯（Ludwig Klages）——克氏以拥护纳粹种族理论闻名于世。一九三六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却是一位以前两度参加角逐的美国作家——奥尼尔。当时，在一般人眼中，奥尼尔乃是美国戏剧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同时也是唯一在欧洲拥有观众的一位。倘若一九三五年那份剖析奥氏作品的报告书结论不那么冷淡的话，则吾人大可断言：那年，他必能赢得过半数院士的支持。那份报告书的执笔人为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及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如果一九三五年的决议对奥氏有利的话，委员会主席将大感狼狈，因为这项决议对他而言不啻一次“正式的不支持”。由于学院里一小撮颇有势力的院士已经数度和霍氏发生冲突，因此，瑞典学院不得不采取一项变通的措施。“奥尼尔派”坚决不让步，结果迫使学院将颁奖事务往后延了一年。这项措施曾是一桩秘密，学院始终没有对外公开过。
霍尔斯陶穆那份为学院表决会议带来困扰的研究报告结论如下：
奥尼尔……就其震慑力而言，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然而，由于他专爱描绘错综的感情，专爱处理复杂的情节，再加上他的技巧虽出奇却不制胜。因此，观众一下子就感到兴致索然了。他的作品涵盖面相当窄，而且，几乎毫无格调可言——这两点使他无法在他国大行其道。虽然我们应当承认，他借着想象力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可是，他却拙于心理剖析。他弹着一把“单弦琴”——那条弦紧张得简直就要绷断了。他十分擅长处理人物的性格和气质，不过，虽然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斐然可观，却还不足以吸引我们加入那个由他的同胞们所组成的“赞美唱诗班”。在考虑颁奖给他之际，我们必须记住一点：虽然有很多人为他奔走疾呼，可是更多人不欣赏他。在我们检视他那堆为数殊为可观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了许多颇为成功的尝试。可是，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至善至美、无瑕可指的。我们很可能会问：他作品之某一部分确实相当富于戏剧性，然而，这些优点能弥补其他部分的诸多缺点吗？此外，他会推出如此多拙劣的作品，我们不免要怀疑：我们是否有必要以豁达的胸襟原谅他的罪过？
事实上，远在奥尼尔被提名诺贝尔奖之前，当欧洲所有的戏院都还没有演过奥氏的作品时，他的若干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安娜·克瑞斯蒂》《奇异的插曲》《榆树下的欲望》《素娥怨》）便已成功地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演出了。知道这点之后，再去读霍氏那份严峻无比的研究报告，任何人都会大感惊讶的。在瑞典，见识较广的批评家视奥尼尔的作品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为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戏剧方面，最杰出的人物为莎士比亚、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以及约翰逊（Ben Jonson）]，甚至古希腊悲剧之现代版。瑞典批评家们同时察觉到：奥氏的戏剧天赋足以与瑞典本身的斯特林堡相颉颃。因此，到了一九三六年，霍尔斯陶穆就“悔悟”了。于是，奥尼尔遂获得了该年的奖金。在颁奖典礼上，霍氏极力推崇这位遭他猛烈抨击的新得奖人。不幸的是，当时奥尼尔在美国病倒了，因此不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美国驻瑞典领事代表他领奖。学院所发布的评语指出：奥尼尔之所以获奖，乃是“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
在欧、美两洲，喜爱奥氏作品的批评家与读者为数甚多。因此，他的获奖博得了举世的喝彩。学院这项决议在美国尤其受欢迎——这主要是由于一九三〇年刘易士（Sinclair Lewis）获奖一事激起了不少人的气愤。直到此时，刘氏仍然被许多美国的“卫道之士”指责为“美式生活的污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