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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接奏，谕令赛尚阿：务必根除贼逆，切勿四散蔓延成燎原之势！
工部左侍郎曾国藩奏曰：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乂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州县竭全力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
二曰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买旦夕之安。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缉，有拘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作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之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圣鉴，谨奏。
曾国藩奏疏传至湘楚，士子争阅传抄，皆赞：曾公当世一凤凰也。
咸丰帝慨曾国藩之诤，道：曾国藩言语切切，着即兼署吏部左侍郎。皖吏上奏捻匪肆虐，这匪何以“捻”称？
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道：启禀万岁，豫皖苏交界地方，民人烧纸作法，祛病牟利，烧纸之人常被称作“捻子”。淮河南北居多，多系游荡之人，他们居者为民，出者为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