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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来势汹汹,到了11月,盖德山庄周遭的树木全蜕去了黄叶。冷天也把狄更斯从他的夏日小屋赶回他在大屋子里那间有绿瓷壁炉与熊熊炉火的书房,凋落了他花园里所有的天竺葵,并且在我居住的伦敦市那些低矮灰暗建筑物与街道上方笼罩了一层行色匆匆、低挂天边的灰暗云朵。
随着冬季来到,狄更斯和我各自忍受一波波剧烈发作的宿疾。狄更斯继续对抗他的火车意外事故后遗症,经常感到倦怠,外加从小就困扰他的肾脏疼痛,以及9月在法国“中暑”造成的左半身麻痹。很明显他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我跟狄更斯看同一位医生,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法兰克·毕尔德,虽然毕尔德鲜少论及狄更斯的病情,但我隐约嗅到他的忧心。
我也有我自己的困扰,包括剧烈的风湿症与伴随而来的疼痛、眩晕、关节痛,以及因为我无法减低食量导致连自己看着都觉恶心、日渐发胖的体态,再者就是胀气、抽筋、各种消化不良症状和严重心悸。好像没有人知道狄更斯的问题,但全世界似乎都知道我的病痛。有个法国人通过我的出版商转交一封信给我,说:“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你死了,我还是跟人打赌十瓶香槟你还在人世。”如果我一息尚存,他恳求我告知他这个事实。
那年秋天我写信给我母亲:
一转眼我已经年届四十(事实上,我1月就满四十一岁了),苍苍白发日渐稀疏……风湿和痛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熟悉敌人,我可憎的肥胖身材让我臃肿又迟缓,中年最难以忍受的征兆在我身上迅速开疆拓土。
然而,我告诉她,我并不觉得自己老。我没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没有难以动摇的偏见。
亲爱的读者,我还没说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
我的母亲哈丽叶·格迪斯遇见我的画家父亲威廉·柯林斯时,他们俩年纪都在二十五六岁。我母亲的家族也出过不少艺术家,她和两个妹妹都持续作画,其中一个妹妹甚至进了伦敦皇家学院。哈丽叶·格迪斯和我父亲在我父亲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们的女性朋友举办的舞会上相遇,之后相约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伦敦见了几次面。1821年他们确认彼此都没有发展出其他关系,来年就在爱丁堡成了婚。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半我就出生了,也就是1824年1月8日。我弟弟查理出生在1828年1月。
诗人撒姆尔·柯立芝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清楚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柯立芝来到我家,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泪涟涟地向我母亲泣诉他的鸦片瘾头日益严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或听见成年男人哭泣,他啜泣得太激烈,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母亲对他说的话:“柯立芝先生,不要哭。如果鸦片真的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就一定要服用,你为什么不去找一点儿来用呢?”
最近几年来我数度为自己对鸦片的依赖流下伤心的眼泪时,总会想起我母亲当年说的那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