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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后，社会机构刚开始的时候颁发给我一本百分之百残疾者证书，几年后评定我为终身百分之六十残疾者，无论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六十残疾，都意味着我可以享受社会救济和优待，我是不是该心安理得地拿着社会救济轻松度日呢？我的生命该怎样前行？
拿社会救济与向国家交税
我拿着德国护照，但我永远也学不会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拿社会救济。在德国，领社会救济的人横一把椅子在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坐着，愤世嫉俗地指责政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应该为国民创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洁工、垃圾工当然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干的职业，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耐心地听他们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们。
芭比年轻貌美，她28岁完成了大学学业，刚工作了两年，30岁的时候，她出了一场车祸，后遗症是双腿走路时不受控制，双手神经质般地颤抖不止，因为双手抖个不停，头脑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乐学院的校长，送了芭比一把手风琴，建议芭比去学学音乐，说练习弹琴的时候，也许能克服双手的颤抖，还能帮助大脑集中注意力，芭比的医疗保险为她支付学习费用。于是，芭比开始尝试学习拉手风琴，在她拉了6年以后，她的双手基本不颤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乐让她的气质更佳，她获得了爱情，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仪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错的银行主管。如今，12年过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着，把家里料理得温馨舒适。为了过温馨高雅的日子，她决定不再工作，而甘愿被评为百分之百的残疾。芭比热爱艺术，因为她是百分之百的残疾，她出入美术馆看展览、出入音乐厅听音乐会都会获得优惠门票，而她的丈夫作为她这位百分之百等级残疾者的陪同人员则获得免票。芭比的手风琴拉得很不错了，她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愿意工作了，她愿意就这样一辈子成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级的残疾者。
每次我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碰到芭比夫妇，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羡慕他们还是不满意自己，但是我内心深处也没有因为自己成功而有骄傲的感觉。
一只脚曾经踏入死亡之门，我更不能接受为了职业和收入去干自己觉得单调、无聊、不能施展的工作。为了干自己喜欢的事，必须有创意、坚定，并有一定的运气，我坚守了自己的文化业务。在做化疗的时候，我挂着24小时化疗的药水瓶子跑律师和公证处，注册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社会救济，反而为德国社会创造了工作岗位。在高失业率的德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当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国的劳动局送发一份招聘时，我会马上获得劳动局详细的咨询，获得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职申请资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时投求职资料的情景……我从自己获得的那些求职资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详尽的学历、工作经历描述、证书、质量不错的文件夹子……可以说，我面对的求职者以及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是在德国被定义为“超质量”的人。德国社会发明了“超质量”这个词，特别定义那些获得了很高学位，但是得不到社会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单位确实有一个工作岗位，出于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虑，只聘用了一位硕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么这时，这位失业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质量”的人。我在德国对那些“超质量”的人失业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温饱之苦与精神之苦，孰重孰轻？
开办一家公司，提供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对此我只有相应的很小的体会，但是这种体会很直接。公司有会计、有税务师，每个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报表上签字，搞清楚各种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每次听德语的内容我都很头疼，尽管我的德国会计和税务师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个公司就是要给国家交各种税，公司先给国家交税，剩下的钱才能给老板自己和员工发工资，员工的工资先要被国家扣除了所得税等之后才能到达员工的手上。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国家交税的小老板，自己工作的时间越长、越辛苦，压力越大，我越能体会到吉姆的爱，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学位、自己德语博士论文的发表、自己中文专著的出版都是吉姆当年用爱、用他向国家纳完税之后的工资来支持的，而且吉姆从来没有因此把我当成一个没有收入就必须做所有家务、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他对我的学业给予过尊重，有过自豪与关怀。当然，我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曾经也做了勤俭持家的妻子，但是时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对自己的审问和批判。其实在吉姆面临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工作的辛苦，还不知挣钱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没有足够的宽容，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我在骨子里的最深处没有接受吉姆，寻思他为什么连个工作位置都不能轻松保住。我还不想把自己缺少宽容这一点归于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去教堂的次数增多了。
也可能正是由于拥有过吉姆的那份爱，因为自己爱过而且还有爱，我成了一个不放弃的人。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直接的纳税人，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继续写文章、翻译书、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