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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的最后时光（前429年）
尽管雅典人民蒙受了许多苦难，尽管他们灰心失望，并且伯里克利的战略显然已经破产，但他们还是在前429年春选举伯里克利为将军。毕竟他的才干世人皆知，而且雅典人民对他长期以来非常信任和尊重，这是他再次当选的部分原因，军事和政治上的现实也支持他们的这一选择。斯巴达人拒绝和谈后，雅典主和派在随后几年内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但由于瘟疫仍然在蔓延，国库渐渐空虚，所以雅典人也不可能像克里昂等人敦促的那样发动攻势。唯一的替代方案似乎就是继续执行原先的政策，让伯里克利继续担任雅典的领导人。
伯里克利大约于前429年7月再次上任，但他的生命已经只剩下几个月了。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最终夺去伯里克利生命的疾病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久病不愈，“缓缓地耗尽了他身体的元气，摧毁了他高尚的精神”（Pericles 38.1）。在这期间，不管是伯里克利，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牢牢地掌控雅典的政策，也不能鼓舞和约束雅典人民。许多年来，雅典人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战时的种种不便，这也是民主制的内在缺陷。
<h4>斯巴达攻打普拉蒂亚</h4>
斯巴达人已经彻底破坏了阿提卡，并且他们害怕染上瘟疫，于是在前429年5月决定不去雅典本土，而是入侵普拉蒂亚。这个小小的玻俄提亚城镇其实对斯巴达来说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而且它也不曾惹恼过斯巴达。斯巴达的这个决定是底比斯人煽动起来的，他们热切地希望利用伯罗奔尼撒联军达到自己的目的。底比斯人强大、野心勃勃（在战争期间，他们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野心），而斯巴达需要底比斯的继续支持，所以不能完全忽视底比斯的意愿，于是同意了。在主宰前5世纪下半叶的联盟政治中，管理国与国关系的旧规则越来越让位于新型战争的急迫需求。修昔底德看破了外交上的虚情假意，解释了斯巴达的真实动机：“在整个普拉蒂亚事件中，斯巴达对雅典的敌对态度完全取决于底比斯人，因为斯巴达人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底比斯对斯巴达来说有用。”（3.68.4）
前490年，普拉蒂亚是唯一一个出兵帮助雅典人在马拉松打退波斯人的城邦。在前479年的普拉蒂亚战役（希波战争的最后一战）之后，斯巴达人向全体参加此役的希腊人宣誓，要向普拉蒂亚人返还“他们的土地和城市，让其保持独立”，并发誓要确保“任何人不得非正义地攻击普拉蒂亚，或者为了奴役普拉蒂亚人而攻击他们；若有任何人攻击普拉蒂亚，在场的盟邦将尽全部力量保卫普拉蒂亚”（2.71.2）。因此，斯巴达对普拉蒂亚的攻击不仅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也是一个残酷的讽刺。
阿希达穆斯二世给普拉蒂亚人的选择是要么自由、自主地加入反对雅典的战争，因为雅典企图奴役希腊人；要么至少保持中立。但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底比斯人对普拉蒂亚虎视眈眈，而普拉蒂亚的妇女和儿童都在雅典，所以普拉蒂亚人不可能“将两边都当作朋友”。然后，阿希达穆斯二世建议普拉蒂亚人撤离城市，战后再回来；斯巴达人会代他们保管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向他们支付租金，来使用这些土地和财产，并在战后将其恢复原状。这个建议是显而易见又荒唐可笑的幌子：一旦普拉蒂亚城落到伯罗奔尼撒联盟手里，底比斯人绝不会允许它物归原主。
普拉蒂亚人最后的回应是请求暂时停战，好让他们从雅典人那里获得投降的许可。他们的困境体现了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无助。在这种国际联盟的世界里，人们珍视的独立只是海市蜃楼，小国顶多能指望得到霸主之一的保护和善意。普拉蒂亚人希望雅典人会允许他们与斯巴达人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只有通过重步兵交战才能拯救普拉蒂亚城，而雅典在这样的交战中不可能获胜。此时在雅典可能是主战派暂时占了上风，雅典人敦促普拉蒂亚人信守与雅典的盟约，并许诺“绝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尽全力支援他们”（2.73.3）。
于是普拉蒂亚人别无选择，只得拒绝斯巴达的建议。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回答是，斯巴达人绝没有违背保护普拉蒂亚的誓言，错在普拉蒂亚人拒绝了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斯巴达人其实是很笃信宗教的民族，“害怕神祇的恶意；大神宙斯会特别惩罚背誓者”。但同王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也是政治宣传，是在努力为斯巴达（它自诩为“希腊人自由的捍卫者”）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对自治原则的悍然违背做辩解和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