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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前411年）
自前431年战争爆发以来，雅典人民在二十年的热战和冷战中表现出了令人称赞的团结。他们无法自由使用乡村的农场和房屋，被迫挤进拥挤的城市中心，遭受严重的瘟疫，最后还在西西里岛蒙受了惨重损失，经历了可怕的苦难，但他们仍然团结一心。自一百年前雅典驱逐僭主以来，雅典人一直保持着这值得称道的团结统一。西西里岛灾难之后，雅典人出人意料地迅速夺回了制海权，似乎能消除那次蹩脚行动的恶果，收复帝国境内的失地，也似乎能重获胜利的希望。然而，波斯的参战使这些前景都暗淡下来。前411年，潜伏已久的敌视民主制的力量开始在雅典复苏，其利用波斯的严重威胁和亚西比德的野心，去攻击民主制政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前411年是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获得解放（此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政权）的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一百年里，雅典发展得繁荣强盛，雅典人民渐渐将民主制视为雅典理所应当的政体。不过，民主制在希腊各城邦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城邦都由寡头政权统治，有的寡头统治集团人数较多，有的则较少。雅典的上层阶级也接受了民主制，参与争夺领导权的竞赛，或简单地置身事外，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是贵族出身。
<h4>贵族传统</h4>
有些贵族从来没有拋弃对民众统治的鄙夷，这种偏见在希腊传统中根深蒂固。在荷马史诗里，贵族做出决策，发布命令；普通百姓安于自己的位置，服从贵族。前6世纪时的墨伽拉诗人泰奥格尼斯是贵族，但他的世界被政治和社会变革颠覆了，他的诗歌带有愤恨，他的思想一直到前4世纪仍然对反对民主制人士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泰奥格尼斯根据出身将人类分为两种：善良且高贵的人和恶劣且卑贱的人。只有贵族拥有判断力和虔敬，只有他们能做到温和、克制和公正。广大群众缺乏这些美德，因此是无耻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质是无法传授的：“生养一个人容易，教他理智却很难。从来不曾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让一个蠢货变聪明，也不能让坏人变善良……如果能够炮制思想并将其灌输给一个人，那么一个好人的儿子永远不会变坏，因为他会听从好的建议。但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教导让坏人变好。”（Theognis 429-438）
前5世纪中叶时底比斯诗人品达的观点受到雅典上层阶级的极大推崇。他的思想与泰奥格尼斯如出一辙：出身高贵的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广大群众优越，而这种差距是不能通过教育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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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血统的意义重大。
一个人可以学习，却仍然昏聩无能，
东摇西晃，始终步履蹒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