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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人”（前411年）
寡头派的使者从萨摩斯岛返回雅典后，只将亚西比德的部分信息传达给了“四百人”。使者们告诉“四百人”，亚西比德坚持要求雅典人继续作战，不要屈服于斯巴达人；他希望与寡头派和解并赢得战争胜利。但使者们隐瞒了这些事实：亚西比德支持“五千人”，反对“四百人”继续统治，并且要求恢复旧的五百人议事会。如果使者们把这些情况如实相告，必然会加深运动内部的裂痕，但即便是这个经过修改的版本也令温和派颇受鼓舞，他们“是参与寡头统治的大多数，在此之前就已经很不满了，非常乐意用任何办法摆脱此事，只要办法是安全的”（8.89.1）。
<h4>“四百人”内部的分歧</h4>
“四百人”内部异见人士的领导者是塞拉门尼斯和斯基利里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塞拉门尼斯在这段时间的行为预示着他未来代表雅典温和派政权的大胆而活跃的政治生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是一位雅典显贵，曾经是一位重要的将军，有资格在《尼基阿斯和约》和与斯巴达的盟约上签字，并且还是前414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嘲讽的对象。和塞拉门尼斯与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曾支持遏制雅典民主制的运动，后来又反对“四百人”；他也作为亚西比德的同党，在复苏民主制政权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四百人”内部心怀不满人士的讨论中，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宣布，他们不仅害怕亚西比德和萨摩斯岛的军队，还畏惧“那些向斯巴达派遣使者的人，担心这些人不与大多数人磋商，就做出危害城邦的事情来”。但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小心地避免使用反革命言辞，免得引发更多恐怖镇压和公开内乱，那样会使雅典城被斯巴达轻松征服。于是，他们坚持要求“四百人”兑现诺言，“切实指定‘五千人’（而不是仅仅拉出一个名单来），并建立更平等的政体”（8.89.2）。
除了特定个人的野心外，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受到了恐惧和爱国主义的驱动。随着局势恶化，极端派完全可能转而反对“四百人”内部的异见分子，而且极端派已经表现出铲除对手的意愿。另外，如果萨摩斯岛上的雅典民主派控制了局面，他们就不大可能对“四百人”的创始人宽大为怀。时间一天天过去，极端派为了挽救寡头统治和自己的命而将城市出卖给斯巴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雅典的温和派决心保卫城市独立，坚持作战直到胜利。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派公民同胞认可他们的贡献，多次任命他们为军事指挥官。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温和派尽快行动起来。
<h4>寡头派出卖雅典的阴谋</h4>
尽管使者们小心翼翼地没有把亚西比德的全部信息都传达给“四百人”，萨摩斯岛传来的消息还是让极端派领导人大为警惕，以至于他们开始在比雷埃夫斯港口附近的爱提奥尼亚（这是一块海岬，从港口入口处向南延伸）建造一座要塞。建造新要塞的公开目的是让一支小部队控制港口，抵御内部敌人从陆地一面发起袭击。但塞拉门尼斯和温和派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们抗议道，新要塞的真实目的是“在任意时间从海陆两路接纳敌人”（8.90.3）。亚西比德归国的消息也让极端派更加害怕。他们“看到大多数公民和他们内部一些之前被认为可靠的人，都在改变主意”（8.91.1）。虽然他们更愿意保有自治权、在雅典建立寡头统治、保卫帝国的领土完整，但如果丧失了帝国，他们就会寻求自治，而不是接受民主制复辟。“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愿意引入敌人，放弃船只和城墙，代表他们的城市以任何条件与敌人讲和。”（8.91.3）于是他们加快了爱提奥尼亚的建设，并派遣十几个人，包括安提丰和普律尼科司，“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8.90.2）向斯巴达人求和。
对于这些谈判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做一番猜测。这些雅典人可能要求维持现状，就此议和，但斯巴达人拒绝了。于是雅典使团从斯巴达返回，未能缔结协定，但他们与斯巴达人谈了帮助极端派逃亡的问题：安提丰及其同僚做了安排，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他们将出卖城市。
新要塞的护墙一天天升高，塞拉门尼斯也越来越公开、强烈和勇敢地对此表示不满，尽管反对极端派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告发或被暗杀。但一起性质完全不同的暗杀，终于促使“反革命”爆发了。普律尼科司离开议事会大厅后，在拥挤的阿哥拉被人杀死。杀手逃跑了，一个曾陪同杀手的阿尔戈斯人即便遭受毒刑拷打，也不肯揭发暗杀密谋者。与此同时，消息传到雅典，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打算援助优卑亚人的叛乱，在埃皮达鲁斯登陆了，随后袭击了埃吉那岛。这不是去往优卑亚岛途中的停留，而是径直开往比雷埃夫斯。塞拉门尼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和“四百人”内外的其他温和派，召开了紧急会议。塞拉门尼斯近期一直在发警报，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真实目标不是优卑亚岛，而是雅典的港口。他现在要求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