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 (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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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老掉牙的俗套之所以这么烦人，正因为它往往是对的。我放开了那棵花楸树，开始朝着山坡下我的未来出发。
从因弗内斯到爱丁堡的车旅漫长而颠簸，一辆大马车里，同我脸贴着脸挤在一起的有其他两名妇女，其中的一位带着个怨声载道的儿子，另有四名身材与脾性各不相同的男士。
格雷厄姆先生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矮小而活泼的年长绅士，他在脖子上挂着一袋樟脑和阿魏，把整车厢的人都熏得泪眼迷蒙。
“这个对祛除带有流行感冒的邪恶流液相当有效，”他向我解释道，一边拿起那个口袋在我鼻子底下轻轻摇晃，像摇着一个香炉，“秋冬季里我每天都戴着它，都已经有近三十年没生过病了！”
“太惊人了！”我礼貌地感叹道，竭力屏住呼吸。他的话我并不怀疑，兴许就是这股气味将所有的人拒之千里，于是病菌都对他鞭长莫及了。
相比之下，这药在小男孩身上的效果就远不尽如人意了。自从小少爷乔吉对车厢里的气味做了几次未加遮掩的高声评论后，他便被裹在了他母亲的胸前，此时他向外张望着，脸色颇有点发青。我密切地关注着他，并同时关注着对面座椅下的那把便壶，以备不时之需，助此二者迅速找到彼此。
我猜想这把便壶是为恶劣天气或其他紧急情形准备的，因为一般来说为了女士们文雅的需要，马车会每过一小时左右稍作停歇，这时候全车乘客则好似一群鹌鹑般四散着进入路边的植被之中，即使那些不存在大小便需要的人，也很需要从格雷厄姆先生阿魏袋的恶臭里寻求解脱。
换了一两次座位，格雷厄姆先生发现他在我身边的位子被华莱士先生占了，一个胖胖的年轻律师，刚在因弗内斯处理完一位年迈亲戚的遗产，准备回爱丁堡，他这么向我解释。
对于他从事的法律事务，我的兴趣远不如他本人，但此情此景下，他显然被我吸引的事实也算让人欣慰，于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袖珍的象棋棋盘摆在膝盖上，我便与他开始对弈，消磨了几个小时时间。
期待着即将在爱丁堡遇见的一切，我的注意力既没有集中在旅途的不便上，也没有专注于复杂的棋局。A.马尔科姆这个名字不断回旋在我的脑际，犹如一支希望之歌。亚历山大·马尔科姆，这必定是詹米，显然必定是他！詹姆斯·亚历山大·马尔科姆·麦肯锡·弗雷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