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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前411年）
<h4>派桑德前往雅典的使命</h4>
前412年12月底，萨摩斯岛上企图改变雅典民主制的人们派遣派桑德带领一个使团前往雅典。他们还不知道亚西比德已经失去了雅典人的信任，所以执行了原先的计划，即将亚西比德迎接回国，请他从中调停，帮助雅典与波斯结盟。因为像色拉西布洛斯那样的温和派仍然支持亚西比德建议的修改政体，并且努力在这当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真正的寡头派需要淡化言辞，以遮掩自己的真实目的。
使者们向雅典公民大会传达的信息是，国家的生存和胜利取决于波斯的援助，而只有亚西比德能获得波斯援助，因此需要恢复他的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民主制加以限制。他们向公民大会保证，雅典人只需要“采纳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府”（8.53.1）。不管措辞多么巧妙，他们提议的两个方面都遭到了强烈反对。很多人反对以任何形式对民主制做任何改动，而亚西比德的各色敌人则反对将他召回。大会上群情激愤、吵吵嚷嚷，发言者不断地被抱怨声和嘘声打断。虽然这次群众大会混乱而不友好，派桑德的讲话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的优势是他此前是一位激进的民主派政治家，因此被视为“左翼分子”，所以其比保守派政治家更容易得到群众的信任。他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他询问那些起哄的人，斯巴达的船只数量和雅典的一样多，但盟邦比雅典多，再加上从波斯获得的金钱，雅典人是否有办法解救雅典城？除了召回亚西比德、获得波斯援助之外，他们是否有其他的希望？没有人能回答他，喧嚣的人群沉默下来。随后派桑德给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对民主制加以限制：必须改变政体，才能召回亚西比德并得到波斯的支持。
他的两个问题都是骗人的。我们已经看到，亚西比德没有办法让波斯支持雅典，也没有证据表明波斯人关心雅典的政体究竟是什么。革命运动中的寡头派就只是希望改变政体而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愿意接纳亚西比德。一些温和派希望对民主制加以某些特定的约束，其他人则希望保持民主制当前的模样。但他们全都相信亚西比德是赢得波斯支持的关键所在，而要让他回国就需要改变政体，他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派桑德精心选择他的措辞，不仅要符合温和派同僚的意愿，还要满足听他发言的民主派群众。他警示道，“除非我们的统治更为理智，并在更大程度上将官职交给少数人”（8.53.3），否则雅典人不可能达成目标。这意味着民主制将会大体保持原样，只是对官职人选做一些限制。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视其为温和与务实的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雅典国库空虚，没有办法支付官员的薪水，所以干脆将官职仅限于那些不需要薪水的人。他指出，危机时期不适合探讨政体的形式。他向大家保证，如果对新政体不满意，随时可以恢复旧政体。
尽管公民大会对派桑德“关于寡头统治”（8.54.1）的话颇为不悦，但他还是劝服了大多数人：要想得到安全，别无他途。所以，出于恐惧以及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可逆的，雅典民众接受了他的论断。公民大会派遣派桑德和其他十人去与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谈判，“自行斟酌最佳途径”（8.54.2）。
为了开辟道路，派桑德指控普律尼科司出卖了伊阿苏斯和阿摩基斯，于是消灭了普律尼科司这个潜在的绊脚石。从技术上讲，这个指控是诬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普律尼科司应当对在米利都逃避交战负责。如今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在米利都逃避交战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此事上他肯定有罪，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罢免普律尼科司和同僚斯基罗尼德斯的将军职务，以狄奥墨冬和列昂代之。因此，派桑德利用公众的愤恨情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离开雅典之前，他拜访了各俱乐部（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寡头派分子），以便“共谋大计，推翻民主制”（8.54，4）。对于这些听众，他可以直抒胸臆，直言不讳地敦促大家建立狭隘寡头制，不需要为了符合温和派盟友的意愿而再三思量自己的用词。
